网上有关“美国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金融危机？”话题很是火热，小编也是针对美国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金融危机？寻找了一些与之相关的一些信息进行分析，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以下是本人自己的总结,并非来自网络copy + paste

美国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经济危机,无疑是1929那场波及全世界并间接引发二战的经济危机.

首先说一说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根据我国的政治与经济课本上,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的弊端.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那么经济危机就一定会发生,并且其周期是大约是10年一次.当然资本主义国家就不会这么说了,但是就我看来,10年一次的经济危机是确实存在的,只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

20世纪初,正是资本主义国家在进行第二次工业革命.比起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蒸汽时代,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气时代无疑带来了更剧烈的社会变化.美国作为新兴国家(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成立于1787左右),并没有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获利多少,而第二次工业革命使美国和德国超越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成为领先的发达国家.

生产线的发明带来的批量生产给了工业企业巨大的发展机会,一些工业企业变的极其发达和富有.而美国的观点是,政府不应该参与任何市场行为.事实上他们认为政府不应该有太多权利.没有政府的宏观调控,垄断和寡头就出现了.

而在上层阶级的欣欣向荣和中产阶级的急剧膨胀的背后,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达到了空前的水平.20世纪20年代,美国迎来了又一批的移民高峰,而这些主要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移民以及因工业革命失去土地而来到城市的农民组成了庞大的下层社会.

同时,当时美国股市一路看涨.在这么一片大好的情势下,没有人愿意把钱存在银行,都纷纷涌去炒股.而事实上,这些表面的经济繁荣都只是泡沫.到了1929年10月29日纽约股市的突然崩溃,所有人都破产了.当人们意识到从前的繁荣不可能再来临,经济危机已经到来时,尚有存款在银行的人们全部跑去取款,于是许许多多没有政府保护的银行纷纷破产,使得本来就很恶劣的经济形势更加恶劣了.

此时许多人都已经破产,没有人愿意花钱,于是小型企业和农民也破产了.恶性循环.失业率极高,而就算是有工作的人,工资也完全不足以维持生活.富有的资本家为了维持物价,宁可烧掉玉米,把牛奶倒进海里也不愿意降级价格.

前所未有的惨烈的1929 Great Depression到来.

波及的行业:

1929经济危机波及到的并不是某些特定的行业.没有行业不被波及.

其中受打击最大的行业是:小型私人企业,种植业,银行和股市.

事后的反思:

1929经济危机起始于纽约股市崩盘,但是美国并不是唯一一个遭受经济危机的国家.日本德国和意大利为了挽回经济危机走上了法西斯专政的道路,而在美国,则是第二个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 Roosevelt,他的远亲Teady Roosevelt也曾是总统)拯救了美国.

罗斯福总统做出最大的行为,就是加强中央集权.他通过了一系列法案,其中主要包括:

1.加设社会性工程,在修建工程的同时给年轻人工作和信心.

2.保护银行业,把中小银行组织起来,资金可以互相流通,让他们不至于破产.

3.对垄断和寡头进行限制.加强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调控地位.

在Roosevelt总统的法案下,美国经济开始逐步复苏.虽然在未来的30年内都远远没有达到过1929年10月以前的水平,但是已经不至于完全死气沉沉.

经济危机的正式结束是二战的开始.

从此美国的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其中最主要的变化就是,罗斯福新政给中央政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强大权力.从美国建国以来,美国人就一直相信弱小的中央政府,从1787宪法我们可以看出,建国者是在极尽全力的限制政府权力的.而罗斯福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人对政府的态度,他们现在看到了一个强大的政府可以带来的利益和无政府管理的混乱.

此后,美国的对外政策也发生了改变.他们曾经是极力的保持中立,避免参与到任何国际争端.二战始于1938,而美国1942才参战,那还是因为1941年12月的珍珠港事件.而在二战结束后,美国积极筹划了联合国,正式成为了"太平洋警察".不过这是二战相关,在此就不与讨论了.

由此我们看出,美国1929经济危机的主要事后反思是加强中央集权.附带着改变了对外政策.

大概就是这些...打的好累...................

还要详细的话请详细再问.

日本的三大过剩是劳动力，设备，债务吗

2008金融危机的成因及其治理对策

摘 要2007年底以来，美国次贷危机爆发，逐步演变为金融危机并向国外扩散。特别是今年9月份以来，国际金融形势急剧恶化，迅速演变成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又迅速影响实体经济，全球性经济衰退的风险明显增大。如何迅速遏止金融危机、迅速遏制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是当前世界各国的头等大事和一致行动。

关键词金融危机 次级贷 金融创新 CDS 金融监管 中国经济影响

一、美国金融危机的内在原因

美国金融危机的出现有其必然原因。从本质上看，是美国低储蓄、高消费的发展模式问题，从体制机制方面看，金融疏于监管，存在六个环节上的重弊。

（一）次级房地产按揭贷款。

按照国际惯例，购房按揭贷款是20%—30%的首付然后按月还本付息。但美国为了刺激房地产消费，在过去10年里购房实行“零首付”，半年内不用还本付息，5年内只付息不还本，甚至允许购房者将房价增值部分再次向银行抵押贷款。这个世界上最浪漫的购房按揭贷款制度，让美国人超前消费、超能力消费，穷人都住上大房子，造就了美国经济辉煌的十年。但这辉煌背后就潜伏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及关联的坏账隐患。

（二）房贷证券化。

出于流动性和分散风险的考虑，美国的银行金融机构将购房按揭贷款包括次级按揭贷款打包证券化，通过投资银行卖给社会投资者。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就转嫁到资本市场，并进一步转嫁到全社会投资者——股民、企业以及全球各种银行和机构投资者。

（三）第三个环节，投资银行的异化。

投资银行本是金融中介，但美国的投资银行为房贷证券化交易的巨额利润所惑而角色异化。在通过承销债券赚取中介费用的同时，大举买卖次级债券获取收益。形象地说，是从赌场的发牌者变为赌徒甚至庄家。角色的异化不仅使中介者失去公正，也将自己拖入泥潭不能自拔。

（四）金融杠杆率过高。

金融市场要稳定，金融杠杆率一定要合理。美国金融机构片面追逐利润过度扩张，用极小比例的自有资金通过大量负债实现规模扩张，杠杆率高达1:20—30甚至1:40—50。在过去的5年里，美国金融机构以这个过高过大的杠杆率，炮制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和虚假的繁荣。比如雷曼兄弟就用40亿美元自有资金，形成2000亿美元左右的债券投资。

（五）信用违约掉期（CDS）。

美国的金融投资杠杆率能达到1:40—50，是因为CDS制度的存在，信用保险机构为这些风险巨大的融资活动提供担保。若融资方出现资金问题，由提供保险的机构赔付。但是，在没有发生违约行为时，保险机构除了得到风险补偿外，还可将CDS在市场公开出售。由此形成一个巨大的规模超过33万亿美元的CDS市场。CDS的出现，在规避局部风险的同时却增大金融整体风险，使分散的可控制的违约风险向信用保险机构集中，变成高度集中的不可控制的风险。

（六）对冲基金缺乏监管。

以上五个环节相互作用，已经形成美国金融危机的源头，而“追涨杀跌”的对冲基金又加速危机的发酵爆发。美国有大量缺乏政府监管的对冲基金，当美国经济快速发展时，对冲基金大肆做多大宗商品市场，比如把石油推上147美元的天价；次贷危机爆发后，对冲基金又疯狂做空美国股市，加速整个系统的崩盘。

这六大环节一环扣一环，形成美国金融泡沫的螺旋体和生长链。其中一环的破灭，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演变成今天美国乃至世界的金融危机。

二、走出危机需要三阶段统筹

2009年是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关键一年。遏制危机并早日走出困境，必须标本兼治、远近结合。当前燃眉之急是解决美国2万亿美元的金融坏账，中期是防止金融危机变成经济危机，远期是建立新的世界货币体系。

（一）当前措施：三招救市

这三招，一是股权重组，增资扩股；二是坏账打包、切割剥离；三是注入资金，解决流动性。首先，政府对陷入危机的金融机构进行重组，增资扩股。比如美国把“两房”国有化，把私有企业变成了国有控股的企业。其次，把银行的坏账剥离，打包放在一边，银行复苏后赎回资金，如果银行倒闭了，由政府埋单，将坏账清零。第三，当银行陷入流动性危机，老百姓挤兑时，注入资金，增加现金流。或者政府出面担保，增强社会信心；或者政府出面担保，让其他银行拆借。根据测算，美国大约有2万亿美元坏账，今年通过采取这三招大体解决了1万亿美元坏账，明年还将要解决剩下的1万亿美元坏账。

（二）中期目标：振兴实体经济

如何遏制实体经济下滑，是全球高度重视和重点解决的问题。解决的办法，仍然是增加投资、刺激消费、加大出口的三条途径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目前，各国政府都启动了增加投资和刺激消费的政策，并且摒弃贸易保护主义而采取共同行动。

在中期，各国政府会采取三个方面的措施。首先是宽松的货币政策，松动银根，降息、降低准备金率，增加流动性。其次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补助困难企业和困难群体，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增强活力。第三是培育市场主体。抓住目前大批企业减产停产、破产关闭的时机，推进并购重组，推进企业改造发展。作为美国政府，除了启动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推进产业、企业的结构调整，振兴实体经济之外，还要亡羊补牢，从体制机制上解决滋生金融六个环节弊端的根本问题，健全金融制度。

（三）长期指向：重构国际货币体系

1944年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黄金为基础、以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固定汇率挂钩，并可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20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美国国际收支趋向恶化，出现全球性“美元过剩”，美国黄金大量外流，美国的黄金储备不能支撑美元的泛滥。1971年8月，尼克松政府被迫宣布放弃“美元本位制”，实行黄金与美元比价的自由浮动。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日本、加拿大等国宣布实行浮动汇率。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瓦解后，尽管美元不再承担兑换黄金的义务，欧元、日元实力日强，但美元的核心地位没有改变。

美国作为国际货币的主要发行者，本应该恪守世界金融制度，增强美元的货币责任意识，防止滥用货币发行权。但从这几十年特别是近十来年的实践看，美国没有肩负起职责，利益和责任失衡。2005年，美国GDP12.5万亿美元，贷款余额18万亿美元，超过GDP50%，股票市值20万亿美元，超过GDP60%。美国政府欠债超过10万亿美元，人均负债3万美元。各项金融指标的狂涨意味着大量的泡沫，必将带来金融动荡。从宏观上看，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现有世界货币体系的积弊所致。因此，重构适应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货币体系是必然趋势。

怎样的世界货币体系才是合理的？我认为，未来的世界货币体系应该是美元、欧元、亚元（以人民币和日元为主的亚洲货币）三大世界主体货币三足鼎立的新体系。三大货币之间实行相对稳定的浮动汇率，各国货币与三大货币挂钩。三大主体货币对应的国家应实行“G本位”——以GDP为本位。即GDP与银行贷款余额、与股市市值、与房地产市值应该大致相当，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保持合理的比例。

三、中国经济有强大的抗危机能力

目前，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也产生了影响，股市、房市回调，沿海加工贸易企业订单减少，部分企业停产破产关闭，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更加突出。但是，从总体上看，在世界经济加速下滑的背景下，中国经济风景尚好。为什么？中国经济有六大优势：

第一，巨额的外汇储备。目前已有1万9千亿美元外汇储备，足可抗御外来风险的冲击。

第二，传统的储蓄美德和较高的储蓄率。中国老百姓勤劳节俭，有储蓄的传统美德。2007年中国居民储蓄达到17.2亿元，储蓄率达到50%以上。中国政府内债、外债的总和不到GDP的60%，财政负债风险不高。

第三，审慎严格而又灵活，既管制又自由的外汇管理政策。资本项下实行管制，外国资本不能随意地进出中国，而在经常项目下的外汇进出又较为自由灵活。

第四，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巨大的内需市场。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高速发展期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升期，到2020年将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中国人均GDP10年后会突破1万美元。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强大的内需，不仅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对缓解世界金融危机也将发挥重要作用。

第五，健康的金融体系和严格的金融监管。中国的金融体系经过几十年来的改革发展已经基本完善，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显著增强。中国金融制度健全管理严格，且严格控制金融衍生产品，没有出现类似于美国金融体系那样的问题。

第六，强大的制度优势和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中国社会稳定、政治稳定，法制逐步健全，发展环境不断改善。中央政府有高超的领导艺术，见事早、行动快，宏观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和实效性不断提高。比如今年，上半年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9月以后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实施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11月份以后果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等等，促进经济增长、稳定市场信心。

总体来看，中国经济增长今年将有所放缓，2009年上半年惯性下滑，下半年开始走出世界经济衰退的阴影。国际金融危机则到2009年底见底，经济危机到2010年底左右见底，2011—2012年开始复苏。

以上是重庆市副市长写的，分析的很到位。

你摘抄的写就行

日本经济不能够简单用过剩来概括的：

复苏缓慢且脆弱

内需疲软，财政恶化，影响市场信心

张季风：当下日本经济明暗相间，虽有所恢复，但仍处于低迷徘徊状态。从国内生产总值（GDP）实际增长率来看，2015年仅为0.4%。2015财年（2015年4月—2016年3月）有可能实现1.0%左右的正增长，但低于日本政府1.2%的预期，也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2015年日本经济微弱的复苏很大程度上还得益于“中国爆买”，中国游客在日消费额达1.4万亿日元（约合800亿元人民币），拉动日本经济近0.3个百分点。

2015年日本经济基本面没有大变化。第一，由于日元汇率走低，出口顺畅，企业利润持续保持上升态势，但中小企业并未摆脱困境。第二，2015年全年日经平均股指保持在1.9万点以上，这是近15年来少有的高位。然而，这主要是因为日本央行购买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拉高大盘，大量社保基金入市推高股价，其潜在风险很大。第三，就业状况良好，失业率在3.4%左右，但临时工的比重增加。第四，企业员工工资有所增加，但增幅小于上年，中小企业工资上涨幅度更小。第五，税收有所增加，连续3年保持税收大于新增国债发行额，但财政状况恶化的状况并没有改变。总体来看，大企业利润上升和资产价格上涨并没有惠及广大百姓，反而使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困扰日本经济的核心问题，既有有效需求不足，也有供给侧企业创新能力不足，从长远看主要是人口老龄化问题。而且，通缩与人口老龄化问题搅在一起，形势越来越复杂。

张玉来：日本经济处于缓慢复苏但又依然脆弱的状态。最大的问题是占GDP六成的内需依然疲弱。

日本经济基本面与经济结构出现了新变化。一是劳动力供给状况改善；二是企业盈利能力提高，上市企业收益与企业国内存款均创新高，分别突破30万亿和200万亿日元，破产率降至历史最低；三是政府税收大幅改善，国家税收已突破56万亿日元，2016年度预计将超过100万亿日元；四是经济结构与产业转型启动，服务贸易成长为新的支柱，企业加速战略转型，2015年日企海外并购规模突破10万亿日元。

困扰日本经济的核心是财政问题，以及老龄少子化应对措施不力。日本主权债务状况继续恶化，2015年政府债务余额占GDP比重高达246%，位列七国集团之首。但在其基本经济改革思路中，并未确立起从财政重建角度来制定老龄少子化的应对措施。这一沉疴将是市场信心难以重建的关键所在。

长谷川克之：日本经济现在处于上升途中的平台阶段。如果今后海外经济复苏能够持续，企业设备投资意愿继续好转，日本经济有望缓慢复苏。日本2016年实际GDP增长率预期在1%左右。美联储10年来首次加息引发国际金融市场不安。日本最大的出口对象国中国及亚洲地区的经济增速也在放缓，导致日本经济增长放缓。国内外金融市场的动荡，对企业投资和个人消费意愿产生负面影响的风险正在加大。

菊地朋生：日本经济面临两大基本挑战，一是人口老龄化及人口数量逐渐减少，二是日益增长的政府债务。两者之间很明显是相互联系的。不断增加的养老金是政府债务上升的原因之一，都导致了内需减少，因此日本公司越来越多地将他们的运营机构和工厂移向海外，这让日本企业的海外收益和并购交易数量双双创下历史纪录，然而这并不益于刺激日本国内投资。

塔米姆·巴尤米：日本经济形势比较脆弱，通货膨胀率虽然还是正数，但正向零增长后退。日本最大的问题是要推动经济产出和通货膨胀持续增长，打破“增长几个季度就来一次衰退”的模式。如果整体经济不能保持持续增长，巨大的政府债务和持续的财政赤字很难得以解决。

央行小马拉大车

“安倍经济学”未撬动结构改革

张季风：“安倍经济学”已经失败。首先，日本经济未摆脱低迷，两年内2%的通胀率没有实现。“安倍经济学”实施3年多以来，扣除提高消费税率影响的核心CPI从未超过1.5%。2013年日本经济增长率为1.4%，2014年为0，2015年为0.4%，那么3年平均也仅为0.6%，而前20年日本实际GDP年平均增长率约为0.9%。相关调查表明，70%以上的国民没有感受到“安倍经济学”带来的好处。

第二，“安倍经济学”提出的长期目标几乎都不能实现。第一个目标是“未来10年实现年均名义经济增长率3%、实际经济增长率2%”，而过去20年上述两个数字分别只有-0.1%和0.9%。第二个长期目标“2015年国家与地方基础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与2010年相比减半，到2020年实现盈余”。据日本财务省测算，即使实现年均2%的增长目标，到2020年日本仍将有1.6%的财政赤字。“安倍经济学”还确定了劳动生产率提高、外国直接投资额翻番等20多项具体指标，但如果无法实现年均2%的增长，这些都是镜花水月。

第三，2015年9月，安倍抛出了“实现名义GDP600万亿日元”“出生率达到1.8”和“实现看护离职率为零”的所谓“新三支箭”。然而，“新三支箭”的目标几乎不可能实现。

第四，2016年1月底，日本央行又出台史无前例的“负利率政策”刺激经济。这恰恰宣告了“安倍经济学”的破产。但如果想要改变统计基准，做数字游戏就另当别论了。

张玉来：“安倍经济学”不改变“央行独舞”的状态将难以成功。以“通货再胀”理论为基础所设计的“安倍经济学”在方向上是正确的，但理应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与增长战略等“三驾马车”的改革框架，在结构改革裹足不前的状态下，却逐渐演变成了“货币政策独行”的小马拉大车。

安倍内阁经济增长战略乏善可陈。截至2015年4月，日本央行向市场投放的基础货币量已经突破300万亿日元，其持有的日本国债已经占到发行额的1/3，预计到2017年底将达到极限状态。从央行国债持有占GDP之比来看，日本已达60%，远远高于欧美央行的20%。政策手段枯竭是日本央行日前导入负利率的真正背景。

肖敏捷：“安倍经济学”实施至今，日本经济基本面尚未发生根本变化，老龄少子化、生产供过于求、经济靠外需刺激等结构问题没有解决。但是，“安倍经济学”改变了1997年桥本内阁提高消费税以来的社会“通缩预期”。企业设备投资、个人消费和劳动就业数据都出现了向好趋势。这种趋势如果能持续三五年，日本很有可能实现“2020年GDP600万亿日元”的目标。

塔米姆·巴尤米：“安倍经济学”没能推动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率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世界经济的现况。“安倍经济学”使得货币政策有力扩大，但财政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性解决，结构性改革需做更多工作。

菊地朋生：股票价格上涨及日元贬值是“安倍经济学”产生的显而易见的效应。但2%的通胀目标和实际GDP增长2%的目标远还没有实现。

量宽不是万灵药

工资持续下降抑制消费欲望

张季风：日本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力度越来越大，但收效甚微。其原因在于，安倍及其智囊对通缩成因出现明显误判。

量化宽松政策能够增加市场流动性，但实际上，影响物价的真正因素是工资水平低下。“安倍经济学”的出发点是通过提高通胀率去刺激民众的消费欲望和行动。这种做法本末倒置，收入不增加，即使有购物欲望也是枉然。通缩的原因来自工资减少，而不是所谓通胀预期，更不是流动性减少。自1995年以来，日本的工资一直处于慢性下降状态，而美欧则一直处于上升状态。这就是近十几年来同为发达经济体的美国和欧洲多国没有发生通缩的原因所在。

在新兴经济体崛起、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大背景下，企业都本能地削减人工费等经营成本。日本的通缩问题主要体现在员工收入低导致的私人消费疲软上。私人消费约占日本GDP的六成，提高收入就要扩大就业。日本目前就业确实有所扩大，失业率也大幅下降，但是增加的主要是临时工。临时工的工资仅为正式工的60%左右，所以社会总体收入并未提高。

日本央行近日出台的“负利率政策”，目的是进一步宽松货币政策。然而，日本市场并不缺乏流动性，近年来企业利润大增，留存不断扩大，企业并不缺钱。“负利率政策”副作用显而易见。负利率使银行业遭殃，还可能波及一般储户的利益，最近日本银行板块股票下跌就证明了这一点。“负利率政策”会使日元继续贬值，这样就可能引发新一轮的以竞争性贬值为特征的国际金融战。

若国际经济形势不发生大的变化，估计2016年日本经济将略好于2015年，由于2017年4月日本将把消费税率从8%提高到10%，因此2017年可能再次跌入负增长。受东京奥运会的利好影响，再加上TPP的刺激，到2018年和2019年经济可能稍微好转，但2020年或2021年又将出现“后奥运萧条”。考虑到日本潜在经济增长率是0.5%左右，随着老龄化社会的不断深化和财政状况的进一步恶化，从中长期来看，日本经济年平均增长率能达到1%左右就不错了。

张玉来：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日本用20多年时间才消解了“债务”“设备”和“雇佣”三大过剩。与此同时，在经济全球化与IT革命浪潮中，德国和美国企业成为执世界之牛耳者，积极融入全球化的中韩以及东盟等也取得了巨大成就。自我陶醉的日本企业则步入“孤岛化”误区，其产品技术一度出现与国际标准严重脱钩现象，其全要素生产率落后于美德英法。只有通过结构改革实现资源有效配置，进而提高生产效率，推进技术创新，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才能促使日本摆脱长期通缩。

菊地朋生：为了实现通胀目标，日本必须扩大内需，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需提高工资水平、解决收入不平等现状，并改变劳动力市场倾向于男性和年长工作者的惯例。

长谷川克之：与3年前相比，日元汇率过高的问题得到修正，股市也大幅上升。因此，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应该说是适当的。但货币政策不是万灵药，还需要财政政策、结构改革等共同推进。日本的通胀率在“泡沫时代”都没有超过2%，即使从中长期看，这个目标也有些高了。不过，日本工资已经摆脱20年不涨的局面。随着日本经济的缓慢恢复，通胀率也会缓慢上升。如果通胀率能够持续超过1%，就可以认为走出了通缩，这恐怕至少要在三四年以后。

肖敏捷：2%的通胀目标“生不逢时”，赶上了原油价格大跌。不过，日本个人消费市场价格上涨迹象十分明显。因此，能否实现2%对日本央行来说可能只是“面子”问题。

塔米姆·巴尤米：人们再次对经济长期增长看好，可能会促使通货膨胀上升。但这要求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采取大胆措施解决巨大的政府赤字和不断增长的政府债务。日本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国内问题，但目前世界经济形势不利于日本经济的发展。

缘何走不出通缩

人口结构特点使问题复杂化

张季风：通缩的危害在于，加重了企业的债务负担和融资成本，直接影响到生产扩大。再者，在通缩的状态下，消费者通缩预期增强，捂紧钱袋观望，不肯积极消费，其结果是导致螺旋式通缩的恶性循环。

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实践中，治理通胀的手段和经验颇多，但摆脱通缩的手段却很少，经验也不足。逃离通缩要比治理通胀难得多。尽管进入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型的新常态，但中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空间要远远大于日本。政策工具也有很多，陷入长期通缩的危险并不大。从日本的经验教训来看，通缩与人口老龄化交织在一起，将使问题更加复杂化。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也令人担忧，迅速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保障制度尤为重要。

张玉来：日本经济长期通缩是复杂的结构性问题，其中既有供给、也有需求的问题，也是政府、企业与市场之间博弈的问题。通缩也将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重要风险，日本“双宽松”政策及其政策组合具有参考性，但日本模式是否有效值得研究。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这是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经验，迄今为止的日本经济改革过程中，技术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长谷川克之：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经济停滞一直在日本延续，人们将这样的年月称之为“失去的20年”。日本陷入“失去的20年”有几个原因：银行不良债权处理迟缓、企业和产业重组缓慢、日元汇率长期过高。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促进产业重组对摆脱通缩十分重要。日元汇率过高是摆脱通缩的重要障碍。外汇市场很难控制，因此通过货币宽松避免日元汇率过高非常重要。随着美联储加息，美元倾向于升值。与美元联动的人民币当前要避免汇率过高。当然，从经济稳定考虑，也要避免人民币过度贬值。

肖敏捷：日本是世界上陷入通缩时间最长的国家，现在回过头来看，日本经济泡沫后的一系列改革其实就是“供给侧改革”。对“僵尸企业”和银行不良资产的清理非常彻底，很有借鉴意义。日本银行体系的资产负债表十分坚挺，金融体系不存在系统性风险。虽然日本的银行和企业经常被批评过于保守，但这种谨慎对经济稳定并非全无益处。

塔米姆·巴尤米：如此长期的通货紧缩至今在其他国家还未出现过，部分反映了日本的人口结构特点。中国是快速增长的经济体，日本则是停滞发展的经济体，但都应确保各自的经济政策能够灵活应对世界经济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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